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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这位法国人保护了30万上海难民,而你却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 Jooyee 聚译网

80年前,这位法国人保护了30万上海难民,而你却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发布者:45924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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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内容简介

愿世间再无战争!

上周三是国家公祭日,全国人民一同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的30万同胞。次日,一块纪念碑在上海城隍庙揭幕,纪念保护了30万平民的“上海南市难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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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上写道: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军侵沪,难民潮起。慈善家、法国人饶家驹联络各方,中国政府以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路之间的区域建立南市难民区……前后共有30万中国难民获救。


饶家驹是谁?他从何处来?他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难民撑起一片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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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南市难民区史料影像 来源:东方早报


今天推荐大家读一读关于他的两本书。


这段历史,这位国际友人不应该被遗忘


《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的作者阮马霞(Marcia R. Ristaino)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她的父亲上世纪曾在上海生活过。由于这段情结,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她多部著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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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外国难民时,阮马霞几次在查阅文献时看到饶家驹的名字。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研究饶家驹的生平和事迹,最终在2008年由斯坦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在本书的开篇,阮马霞写道:


It is difficult to write about a truly remarkable individual like Father Jacquinot without seeming to drift into hagiography

要记述像饶家驹神父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很难不令人觉得像是写一部圣徒传。


hagiography: n. 圣徒传记;圣徒言行录


Sometimes, an individual's contributions, especially humanitarian ones, are so considerable that they make finding human frailties or evidence of weakness seem like a trivial or token pursuit.

有时,一个人的贡献,尤其是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是如此恢弘,以至于在其身上寻找人性的弱点或是缺点看起来就像是吹毛求疵。


从法国到上海


饶家驹的本名很长,叫做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国夏朗德省的桑特市(Saintes),后来举家搬到了西北部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Brest),并在那里渡过了八年学生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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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饶家驹加入天主教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并为了成为神职人员,开始了长达19年的神修。在这期间,他研习了神学的各个方面,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还有英语,并且在多个学校里教书。


1913年,35岁的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神父,并被告知他的第一份传教工作是在上海。性格直爽的他给上级回信直言他无意去中国,主要顾虑是年迈生病的母亲,但也表明,如果耶稣会已作出最后决定,他会将自己的顾虑置之脑后。


或许是一语成谶,在饶家驹动身前往上海前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曾把她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关照法国的贫困儿童,她的善举在布雷斯特市曾广为人知,同时也鼓舞了她的儿子,影响了饶家驹的一生。


当饶家驹来到上海时,展现在他眼前的已经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城市了。老城区里是传统的木制民房和庙宇,在租界里则是西式的别墅和高大的洋行。


饶家驹首先被派往徐家汇教区学习汉语和上海话。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传教,近代来华的传教士(missionary)都要起个中文名字,从此饶家驹这个名字便伴随了这位法国神父在中国的27个年头。


不仅仅是神父


关于饶家驹在中国的活动也被记录在另一本书中:《上海拉贝:饶家驹》。该书的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和学生王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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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到饶家驹在学习中文的同时,还在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中教授法文和化学。但是在教书期间,他在一次为学生制作烟火时,因为火药意外爆炸而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饶家驹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不幸而打倒,而是继续充满热情地生活。并且资助了不少贫寒的学生,并鼓励他们多参与社会事务。


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他说:


干社会事业的人,应该多交际、活动,多识朋友和研究心理,因为社会是人的集团,在它里面服务,就非彻底了解他不可,否则事业便无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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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在1917年被任命为上海公济医院的院长,并且在随后的10年里几乎天天去探望病人。他不仅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也十分注重病人的心理。一次在医院里他遇到一个因为失去手臂而灰心丧气的女孩,便经常去探望她,用自己的例子安慰她说只有一只手也能正常工作。


饶家驹还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并在1926年被推举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1931年长江水灾、1935年黄河泛滥,他都组织捐款救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承受的不单单是自然灾害,残酷的战争也常常使普通民众沦为难民。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庇护,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往往要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


长期致力于赈灾(disaster relief)的饶家驹很清楚这一点。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时,由于当时日本军队在上海突然攻击上海闸北区的中国军队,众多平民困在战区。


饶家驹在得知此事后,通过英国领事与中日双方协商,最终在2月11日上午争取到4小时停火时间。饶家驹带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团体进入战区,救出了七八百名老幼妇孺。“一·二八”战事虽然惨烈,但是毕竟持续时间较短。一个多月后,中日停战,上海又恢复了短暂的和平。


战争中的安全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次饶家驹敏感地预料到中日双方在上海的战事不可避免,便提前做起了准备,他联系上海的各个慈善团体,筹建了“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并邀请各国驻华领事、商会领袖参加。


8月13日,日本开始对上海发动攻击。很快“国际救济会”便开始在当时中立的外国租界( concession)中建立难民营。不过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时间的不断拉长,从周边地区涌入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人。


于是,饶家驹考虑在租界外设立专门的难民收容区域,并选定在紧邻当时法租界的市南区老城厢,也就是今天被人民路和方浜中路环绕起来的区域,这样既不在租界内,又可以依托租界。


饶家驹深知租界当局希望减轻难民涌入,日本军方不希望战争难民引来国际舆论谴责,中方希望在设立安全区保护难民的同时不丧失主权。于是动用自己各方面的人脉做沟通工作,分别向上海市长和日本驻沪总领事致信,并最终得到双方的同意。


11月9日中午,“上海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接下来的963天里,这一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先后庇护了30多万平民免于战火。而这片安全区也被大多数外国人称作“The Jacquinot Safe Zone”。


设立了安全区后,饶家驹还主持成立了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并邀请了包括美商工会会长、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法租界公益慈善会会长等来自4个国家的成员担任监察委员,承担起协调治安、筹集食物衣物、解决用水用电、应对日本军方滋扰、联系各方建立难民医院、难民学校等工作。


曾经在难民区生活过的老人罗荣华就曾回忆道:


城隍庙这个范围就是安全区,你跑过城隍庙性命就保住了,你不过方浜路,就是性命不保的。


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这样能够安定难民们的心。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家驹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在上海成功建立安全区的消息也传到其他地方。因《拉贝日记》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而被国人所熟知的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也是受到了饶家驹的启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试图建立安全区保护平民,尽管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


饶家驹还在日军进攻武汉时,协助建立了汉口安全区。在广州被日军占领期间,也有借鉴上海模式而建立的安全区。


到了1940年,上海周边地区战事稳定,大多数难民也已陆续返乡。饶家驹则接到巴黎教会的命令,要求他返回法国。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向法国当局询问是否能让饶家驹留下工作,但是遭到法国方面的婉拒。


在中国工作了27年的饶家驹,于当年6月登船离开了上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继续投身于救助遭到纳粹德国攻击的法国难民的工作中。“市南难民区”也于同年6月底宣告结束工作。


最后的日子


离开了深耕已久的上海,回到法国的饶家驹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尽管他想用上海安全区的成功经验来建立巴黎安全区,亦或是推广到其他德占区,但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1946年,饶家驹在前往柏林救助战后德国难民的工作中,因为疲劳和疾病死在了柏林,享年68岁。他的离世,使他失去机会亲身见证他一生最大的荣耀:他建立安全区的概念被纳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的文件中。而由于二战结束后,中国很快又陷入了解放战争,他的事迹也在过去几十年中渐渐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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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饶家驹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学者的研究,饶家驹的故事逐渐被人们重新发现。2014年11月,上海召开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从苏智良教授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音像资料馆还组建了一个拍摄团队,前往欧洲,挖掘了关于饶家驹生平的许多一手资料,拍摄了纪录片《寻找饶家驹》。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孙琳玲、汪佩瑶和广告系的朱文颖,还根据饶家驹在难民区里喜欢给孩子们发糖果的细节,创作了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志愿去学校里讲给孩子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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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可以观看视频


阮马霞在书中写到:


As the research for this work progressed, I was astonished to discover that the French Jesuit 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s contribution to relief and refugee work in China were almost entirely unknown to American scholars, Chinese researchers, and even to most of the Jesuits I met.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对于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在中国救济难民所作出的贡献,美国和中国学者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大多数我遇到的耶稣会士也是如此。


His life spanned several decades, countries, communities, and also events central to World War II. During his lifetime, he did receive special recognition for his contributions on several occasions.

他的一生跨越了数十年,去过不少国家,在很多团体中任职,而且还经历了二战中的若干重要事件,并且在生前不同场合中受到过特别嘉奖。


Nevertheless, the subsequent lack of knowledge of his person and life today seemed to me quite puzzling. Perhaps the deficiency can be partly explained by his untimely death in Berlin in 1946,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 was still in chaos…

但是后人对他的一无所知让我颇感困惑。或许是因为他1946年在柏林过早地去世了,而那时的世界仍处在动乱之中……


Overall, it seems that Father Jacquinot somehow fell into obscurity through no fault of his own.

总而言之,饶家驹神父死后的默默无闻,应该并不是他的错。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上海城隍庙中的纪念碑是在提醒我们,80年前曾有一个法国人在这里用尽他的全力保护无数的难民。


我们应该将他记在心上。


编辑: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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